陈炯明，邓铿（孙立人）

陈炯明为什么要叛变？

陈炯明因政治分歧而叛逃。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合作，但因政治分歧而分手。陈炯明主张首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，模仿美国，建立类似欧美民主国家的联邦政治制度，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。这种主张在历史上被称为“联省自治”；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。他主张“中央集权”，以武力“北伐”统一中国，以自己夺取政权。陈炯明的功绩：辛亥革命光复广东后，陈炯明任广东副省长、代省长。1913年6月，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巡抚。二次革命时在广东宣布独立，失败后迁居南洋。1916年加入元朝，设立粤军总司令部，任总司令。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，被孙中山任命为闽粤军总司令，后击败福建巡抚李厚吉，占领福建南部。1920年10月，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。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总统后，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。经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，陈炯明逐渐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，成为孙中山倚重的一大革命武装力量。

陈炯明是怎么死的

陈炯明(1878-1933)，广东海丰(今汕尾市)人，1978年生。民国时期，广东军政领导人一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，致力于通过和平协商统一中国。他们不符合孙中山中央集权、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，最终分道扬镳、反目成仇，成为国共两党都不得人心的争议人物。他卸任后退居香港，协助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“洪门致公堂”转型为“中国致公党”，并成为该党首任总理。他在香港病逝，次年葬于广东惠州西湖附近的魏紫山。

陈炯明叛变到底应不应该？

陈炯明(1878 -1933)，广东军事将领，中国军事家，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著名的黄花岗起义。1917年帮助孙中山对抗袁世凯。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。在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，他与孙中山意见相左。其部下不满孙对陈“过河拆桥”的处理，于1922年6月围攻总统府，意图将孙中山驱逐出广东。孙中山逃到永丰船上。第二年，孙买下了陈的部，陈遭到所有忠于孙中山的军队的攻击，被迫离开广州。孙派人刺杀邓铿，嫁祸于陈。1925年，其残余势力被李宗仁等广西军队消灭，逃往香港，创建中国致公党，出任总理，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奋斗。他在香港因病去世。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政绩斐然，作风清廉。孙中山北伐革命主张“联省自治”、和平统一中国，因广东的现实困难而不切实际，遭到反对。它对广东的贡献包括：政治上，实行“联省自治”，使广东成为中国的“模范省”。现代政治机构纷纷建立，比如广州的正式建立就是由它主导的。立法、行政、财政、审计等机构有序运行。推进基层民主自治，精简行政，与民同享。经济上，兴办工业，修建公路，扶持私营企业，使广东在民国时期得到了最好的发展。在教育方面，私立学校欣欣向荣，全国第一；发展公共教育，实行免费教育；请陈独秀为省教育局长。在社会上，革除俗风，主要是禁烟赌，使之绝迹，民风优良。陈炯明与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，陈炯明可以说是一个叱咤风云、备受争议的人物。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陈炯明是一个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，证据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炮击总统府，迫使孙中山变相逃离上海。但是，时至今日，如果不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，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的考察，或者简单地用“乱官贼子”、“犯罪”、“杀主”、“伦理颠倒”等封建罪名作为定论，再去纠正这笔历史旧账，实在于事无补.早年参加同盟会，策划广东独立。辛亥革命后主政广东，致力于把广东建成全国模范省，禁烟赌，改革教育，发展经济，倡导新文化运动，邀请陈独秀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刊，推行地方自治，选举县长和县议员。陈炯明与一般军阀不同，他有民主思想，反对军政和政党制度，主张民治。这可能是国民党甚至孙中山都不同意的.孙中山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。他把国民革命分为三个时期：军政时期、政治训练时期和立宪时期。在他眼里，人民是“无知可怜”的孩子，革命党是保姆。他说：我们建设中华民国，主权在民。这四亿人是我们的皇帝，帝民论由此而来。这四亿皇帝幼稚，不可能亲政。我们革命党不仅用武力扫除了残暴，把皇帝从泥潭中救了出来，保卫和教育了他，而且巩固了中华民国的基础，皇帝和人民没有领土是不会安宁的。(居正《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》)陈炯明不同意这种说法。他曾批评政治纪律的说法特别不恰当。这是君主制时代的基调，它被用来代替被党员攻击

国民党有什么法宝对未来好？法令阻止人民自治，大大小小的官僚不得不利用政治训练的谬误来阻碍人民统治的实施。(《陈炯明集》第二卷，中山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9月)陈炯明爱的是联省自治。五四运动后，有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无力统一全国，与其连年征战，不如各省先自治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，再实行联合省自治。这样就可以不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。联合省自治是最

津津乐道的，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，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“邦联”，进而建立“联邦”的历史。这似乎为久经战祸、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。因此，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，不仅风靡南方各省，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。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，1921年2月，他在《建设方略》一文中，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：近世以来，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，则政事愈繁，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，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，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。若事事受成于中央，与中央愈近，则与人民愈远，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，民治未由养成，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，亦未由实现也。（《陈炯明集》下卷，中山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9月）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。1921年1月12日，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。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，像推翻清政府、袁世凯那样，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，来推翻北洋政府，他宣称：“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。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。”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，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：依总统选举法，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，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，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，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，而且实行记名投票，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？和北方毁法，又有什么本质不同？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，结局只有一个：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。什么地方自治，什么建设模范省，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。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，他的性格，是认准了的目标，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，成败利钝，在所不计，此亦所谓“知难行易”也。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。1921年4月7日，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，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，在这个大纲中，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，却没有任期，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。一切政务、军务、内阁任免，均由大总统“乾纲独断”。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，“以示负责”。结果孙中山得218票，陈炯明得3票，废票一张。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。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。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，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、北伐，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，它们是紧紧相扣的。 6月，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，叶举为前敌总指挥，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。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，楔入广西境内，8月初，进驻南宁。 随后，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，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，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。但陈炯明说，粤桂战争花费巨大，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。他想尽一切办法，也只能筹到200万元，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。双方信使，徒劳往返，无济于事。孙中山亲赴南宁，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。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，以确立民治的基础；再议国宪，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。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，只是现在兵疲将惫，囊空如洗，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。 10月29日，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，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，一面躬亲督师，溯江北上，向桂林前进。他愤然表明：“我已立誓不与竞存（陈炯明字）共事。我不杀竞存，竞存必杀我。”（《华字日报》）1922年6月24日）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，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。（章太炎：《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》，载《广州文史资料》第9辑，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）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，1922年2月3日，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，进兵北伐。但由于连年被兵，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，所以宣布保境息民，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。入湘计划于是告吹。 3月26日，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，决定班师回粤，改道江西北伐。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。 3月21日，陈炯明的亲信、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，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，两天后身亡。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，然而，从目前的史料看，这种说法大可质疑。据罗香林记述：“公知凶手所自来，且身中要害，知不能免，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，告陈公（炯明）暨家人亲友以后事。”（罗香林：《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》）《陈炯明叛国史》也说：“邓被刺后，抬入总司令部，曾向大众叹气言曰：‘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，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。’有问凶手为谁者，邓又叹气，谓：‘我认得，真不料他杀我。’”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，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（陈炯明办公的地方），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？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，“邓仲元（铿）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，赶至车站送行，陈与之谈话甚久，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，相对泣下。”（《申报》1922年4月30日）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，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。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、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，刺杀邓铿，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。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：“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，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，一说是广西系所为，另一说是国民党，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。”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：“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，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。” 邓铿之死，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，可以说是致命一击。有一种说法是，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，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，必欲除之而后快，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，以收杀鸡骇猴之效。（汪荣祖：《邓铿之死真相探索》，载《李敖千秋评论丛书》，1990年2月） 4月9日，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，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，潜师而行，到了梧州，陈炯明才知道。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：一、陈炯明参加北伐，二、筹措500万元的军费。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，遂被罢黜。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，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，决定行止。大本营内，有两种意见，一是主张暂缓北伐，先清内患，解决“陈家军”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，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，双方仍留转圜余地。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，“竞存叛迹未彰，在桂粤军数年奋斗，犹欲保存”，因此，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，“两广仍交竞存办理，给以殊恩，当能感奋”。 孙中山急图北伐，与北方形势的发展，不无关系。4月下旬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。孙中山与奉、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，结成三角同盟。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、皖军阀，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，必须立即出兵策应，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。 但出乎意料的是，直奉开战，仅及一周，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，狼狈退回关外，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，化为泡影。但南方的北伐，却如弦上之箭，不得不发了。 5月9日，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，旌麾北指。“出师宗旨，在树立真正之共和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，俾国家统一，民治发达”。然而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、皖结盟时，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。 6月2日，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，宣布辞职。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，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，他亦将同时下野。因此，舆论普遍认为，徐世昌下台后，停止内战，和平统一，终现一线曙光。6月3日，蔡元培、胡适、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，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，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，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。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，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，顿时沸反盈天。5月8日，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，以示对粤军的信任。然而叶举并不领情，5月20日，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，突然开入省城。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，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。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，恢复所有职务，镇摄大局；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，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，与孙中山彻底决裂，如果陈炯明不同意，就请他出洋，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。5月31日，上海《申报》的一篇文章，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：“现在陈之部曲，亦分两派，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，则大局立定；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，俟解决完妥后，始可返省。”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。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，铺天盖地，见诸报端；前往劝驾的使者，车水马龙，络绎不绝。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，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，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。 6月1日，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，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。6月2日，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，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，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。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：“告诉你们的长官，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，便可胡作非为，我立刻上永丰舰，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，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！现在东江水涨，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！”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，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，又派人到惠州催驾。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。他说，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，他都不打算到广州。显然，他不希望被人误解。陈炯明曾经说过，一旦粤军叛孙，则“天下之恶皆归焉”，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。 然而，局势在继续恶化，6月3日，叶举宣布广州戒严，大街通衢，遍布岗哨。6月12日，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。他决心通过报纸，向陈炯明摊牌，他宣布：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，他若不服命令，我就以武力压服他。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（讲大话），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，不是用实心弹，而是用开花弹，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，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。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，且惊动全城的居民，不免过于暴烈，但我不如此做去，他们终不罢休。我只望报界诸君，主持正义，十天之内，做足工夫，对于陈家军，加以纠正。陈家军若改变态度，即不啻如天之福，万一无效，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，制裁他们了。（《申报》1922年6月19日） 6月15日深夜，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发动军事政变，驱逐孙中山下台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“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……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，如其失败，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，做充分准备，到时仍可收拾残局。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。叶举阅后，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，说陈炯明不知军事，还说：回东江哪里找吃的？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……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。”（彭智芳：《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》） 叛乱终于发生了。6月16日凌晨，粤军围攻总统府，孙中山登上军舰，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。饶是如此，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，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，只想将孙赶出广东，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，让他赶快逃跑。他们提出的要求，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，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。（《晨报》，1922年6月4日，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：《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》，载《二十一世纪》网络版第三期，2002年6月29日）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，几经波澜起伏，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，以悲剧收场。

东征陈炯明的前因后果。

1925年2～11月，广州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、苏联顾问、东江农工群众支持和帮助下，以黄埔军校校军为主力组成东征军，两次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作战。 陈原系广州革命政府陆军部部长，1922年6月背叛孙中山，发动武装叛乱。1923年1月被逐出广州，占据东江地区（今惠州、河源、汕尾、梅州、汕头）后，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，勾结湘、赣、闽等邻省军阀和驻粤川、滇、桂军，伺机夺取广州，推翻革命政府。 第一次东征1924年冬，陈炯明乘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邀请北上，建国北伐军主力进驻粤北、赣南，留守广州兵力薄弱之机，将所部改称“救粤军”，自任总司令，以约7万之众分三路进逼广州。1925年1月，广州革命政府决定以留守广州的建国粤、桂、滇军和黄埔军校校军等共约5万人，组成东征联军，任杨希闵为总司令，率师讨陈。兵分三路：以滇军3万余人为左翼军，由石滩攻取五华、兴宁；以桂军6000余人为中路军，由罗冈围攻惠阳、惠州；以粤军和校军、铁甲车队等万余人为右翼军，由广州进取汕头、潮安。2月1日，右翼军由广州出师。左翼军和中路军亦相继出动，但阳奉阴违，暗与陈军勾结妥协。左翼军进至增城、博罗间停止不前，中路军围而不攻，惟右翼军视东征为己任，4日攻克东莞、石龙。14日，开始攻击有陈军4000余人防守的淡水城，至午将城郊守军击溃。次日晨，发动总攻，一举突破，歼陈军千余人。午后又击退从惠州、平山驰援的陈军4000余人。淡水一战为取得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。21日，在白芒花（今白花）击溃陈军6000余人的阻击，占平山。26日，陈炯明由汕尾逃往香港，所部迅疾向潮汕地区溃退。27日，右翼军占海丰。旋分三路向潮汕地区追击。3月3日，北路粤军一部在鲤湖附近与陈军7000余人遭遇，在当地农民武装支援下，激战数小时，将其击溃。7日，南路占汕头，中路占潮安，陈军残部退往福建。8日，“救粤军”总指挥林虎率万余人由罗经坝经河婆向普宁进攻。右翼军遂决定以校军和粤军第7旅从揭阳、锡场分两路回师两进，迎击林部。13日晨，校军教导第1团和粤军第7旅在棉湖、和顺间与林部主力6000余人遭遇，随即向其发起攻击，攻至和顺后，遭林部反击，第7旅被击退；教导第1团主力及莅临前线督战的蒋介石、廖仲恺等人被围，部队数度冲杀，伤亡过半，儿不能支。傍晚，校军教导第2团突破阻击，由鲤湖赶到和顺，加入战斗，直捣林部司令部，至夜歼敌大部，迫使林部全线溃退。右翼军跟踪追击，19日克五华，24日占梅县。林虎率残部退往江西。至此，潮梅汕地区为东征军全部攻占。4月20日，守惠阳、惠州两城的陈军投诚，第一次东征结束。 第二次东征1925年9月，陈炯明军余部共约3.5万人，乘国民党党军和粤军由潮汕地区回师广州平定滇、桂军阀杨希闵、刘震寰叛乱之机，复据东江地区，并勾结川军熊克武部（驻连山）和南路八属联军（邓本殷部驻高州），妄图进占广州。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陈炯明军，遂决定以国民革命军第1、第4军为基干，与攻鄂军、豫军、赣军等部队共约2.3万人，组成东征军，辖3个纵队。任蒋介石为总指挥、汪精卫为党代表、胡谦为总参谋长、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，挥师第二次东征。10月1日东征军由广州出发，沿东江两岸向惠州疾进。13日向惠阳、惠州两城发起攻击，次日傍晚攻克两地，歼守城陈军3000余人，首战告捷，为彻底消灭陈军创造了有利条件。17日，东征军分三路东进：第1纵队为右路军，经稔山向海丰、河婆进攻；第2纵队为中路军，经平山新庵圩分向龙窝、蓝塘进攻；第3纵队为左路军，经石公神圩向河源进攻。22日，右路军攻占海丰；中路军在蓝塘以南之热汤与陈军主力万余人遭遇，战至次日，将其击溃。同日，左路军攻克河源。28日，右路军和中路军一部包围陈军5000余人于华阳东南之塘湖，经激战，将其全歼。至此，陈军已无力抵抗，东征军长驱直入，数日内攻克兴宁，收复潮安、汕头、饶平。随后又分三路追歼逃入闽赣边区之陈军残部，至11月底，陈军除七八千人投奔山东直鲁联军外，其余全部被歼，第二次东征结束。 两次东征取得彻底歼灭陈炯明军的胜利，为统一广东和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。（